板橋雜記

作者: 余懷

  共三卷,記述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故事性強,可讀性高。板橋即長板橋,在秦淮河上,過橋西去即為“舊院”,“一帶妝樓臨水蓋,家家分影照嬋娟”,明代,那是煙花繁盛地,現代漢語中,那叫“紅燈區”。余懷高壽,活到了八十歲,歿于清康熙三十四年。在漫長的后半生,余懷看著舊院化為廢墟、化為菜地,那里主要出產一種“瓢兒菜”。他寫了一本《板橋雜記》,回憶昔日的槳聲燈影、風月無邊。這就讓人想起他的同代人張岱,《陶庵夢憶》也是尋那舊夢。但張岱的文章更見性情,更有光芒,以我的趣味,我是不太喜歡余懷的簡樸。然而,《板橋雜記》中總有一些因素令人不能釋懷,也許這些因素并非此書獨具,但正巧在這本書里我感覺到了它們。

  《板橋雜記》是一份“偽史”。明清易代,天地翻覆,大批文人隱于江湖,以“遺民”自命,便是進了新朝廟堂,骨子里仍有遺民氣。社會精英的自我放逐,這是清代前期危及皇朝統治合法性的主要問題,經過康、雍、干三朝的懷柔與威迫,經過一百多年的太平消磨,這個問題才算大致解決。

  所謂“解決”,我指的是清朝終于被納入我們的歷史秩序,我們承認,在“歷史”這部大書里,明朝這一章結束了,清朝是它正當的接續。但這是我們現在的看法,對清初的文人來說,他們的真實感覺是,“歷史”中斷了,他們不幸掉進了一個時間的空洞。清初知識分子的主要精神訴求就是填補這個空洞。他們必須克服虛無,必須使自己的過去和現在有意義。但這真是難啊,儒生們一向自認為是歷史的主體,而明清易代之時一個觸目驚心的事實正是這個“主體”的缺席。我覺得,晚明文人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寫詩嫖娼,二是結伙罵街,他們鮮明的自我意識和對政治、道德“正確性”的執著與他們的無能、偏狹和虛矯真是相得益彰。

  “大明江山一座,崇禎皇帝夫婦兩口”就這么斷送掉了,這時再談什么東林、復社還好意思理直氣壯?死了也就罷了,活下來的人還得講故事,這個故事很難講,為難的結果,就是一大群江南名妓、一大串風花雪月的事被記敘下來,進入了歷史。文人們躲在女人身后,他們的自信心崩潰了,他們無法給出他們自己在歷史中的意義,于是,他們一是宣布歷史中斷,二是把意義問題偷換為審美問題,后一著正是他們拿手的,他們都是風流才子啊。

  所以,《板橋雜記》是“偽史”,這就相當于一個當代文人沉痛講述他在三里屯怎么泡吧、泡妞,并且斷定這一切都有歷史意義。但惟其是“偽史”,這本書變得有趣了,一邊是宏大的歷史敘事,一邊是風月場上的個人見聞,前者是傳統文人的說話方式,后者是他們的生活方式,這里有沖突、有矛盾,余懷老先生努力把它擺平。

  如果是個現代作者,這本書可以寫成幾十萬字,但在余懷手下,它只有一萬多字。余懷所知甚多而所說甚少,現代人的文章通常是所知甚少、所說甚多。古人的眼光拉得很長,一望幾十年,看的是關節、筋絡,我們的眼光短,看的是此時,是皮膚。當然,余懷這么寫有他深思熟慮的考量,由關節、筋絡,人物直接呈現為命運,那是枝頭的花委于污泥,歷史的大風雨摧折萬物。

  卑微的小人物、卑微的小女子與歷史發生了肯定性的關聯,這是傳統文人作為歷史講述者和守護者的一次重大退卻,在那以前,女人是禍水,是干擾歷史正常運行的邪惡因素;而在明末清初的記敘中,美麗的女人們成了飛翔于大毀滅之上的神女,文人們不得不抓住她們的衣帶,分享她們的美、魅力和無辜……

  想想吧,關于晚明,如果刪除了那些女人,對剩下的那群衣冠男人我們其實就沒什么話可說了。他們自己想必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于是,錢謙益、吳梅村、余懷等等于此津津樂道,他們似乎是在與歷史做一筆交易,以微妙的性感因素以換取自身的在場感。

  《板橋雜記》寫得簡樸、清艷,時間已經磨蝕了記憶中刺目的繁華,同時這也是為了使這本“狹斜之是述、艷冶之是傳”的書具有“史”的莊嚴,所謂“一代之興衰、千秋之感慨”。文言文本來就有一種遮蔽生活真實質地的功能,不管什么事,文言的錦緞覆蓋,自然就雅起來,靜下去,消了煙火紅塵。但《板橋雜記》偶或也會露破綻,忽然冒出一句大白話:"顧喜,一名小喜,性情豪爽,體態豐華,躍不纖妍,人稱為顧大腳,又謂之肉屏風。"

  最后這兩個外號殊不雅馴,但恰恰由此你能感到撲面而來的歡場氣息,那是未經詩化的,是粗俗的,是直接的感官和身體,與歷史原沒什么關系。

  常熟,路邊兩堆荒冢,那是柳如是和錢謙益,柳“愛國”,所以墓前有牌坊,錢“不愛國”,原先是沒牌坊的!叭讼〈杭偶,事去雨瀟瀟”(王士禎《尋舊院遺址》),自然想起陳寅恪,想起《板橋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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