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作者: 顧炎武

  《日知錄》是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的代表作品,對后世影響巨大。顧炎武(1613—1682年),字寧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參加過抗清斗爭,后游歷北方,誓不與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與黃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紀初被并稱為明末清初“三大家”!度罩洝肥穷櫻孜洹盎庞械,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顧氏對此書的價值很是自信,說“比乃刻《日知錄》二本,雖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來未有此書,則確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輯補·與人札》)。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他說,當今的人寫書,就像當今的人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作廢銅鑄錢。鑄出的錢,既粗惡,又把古人的傳世之寶毀壞,豈不兩失?顧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楷模。這在《日知錄》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爆F在,人們仍然常常用顧炎武“采銅于山”的比喻,說明歷史研究要重視第一手資料,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日知錄》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氏于初刻本卷首對此有說明,以示其篤學之志。在顧炎武生前,《日知錄》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蘇淮安付刻的,稱為符山堂本。顧炎武去世后,潘耒從其家取出書稿,稍事整理,刪改了觸犯時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陽刊刻,三十二卷,是為遂初堂本。

  《日知錄》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1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系。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端膸烊珪偰俊穭t分作十五類,即經義、政事、世風、禮制、科舉、藝文、名義、古事真妄、史法、注書、雜事、兵及外國事、天象術數、地理、雜考證。這兩種劃分都有其價值。前者重視了《日知錄》的經世意義,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說這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后者則偏重其學術意義,劃分雖更為細致卻不免得其體而遺其神,評價也與前者相左,盛稱顧氏考據之學而貶低其經世思想,認為“其說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銳”。關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他說:“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弊珜憽度罩洝,“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這說明,《日知錄》是寄托作者經世思想的一部書,內容大體分為三類:經術、治道、博聞,而核心則是“治道”。

  《日知錄》中的經世思想是豐富的。顧氏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

  顧炎武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對于君主的地位,君主與臣下的關系,顧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釋。在《周室班爵祿》條中,他說,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貴,他們管理國家事物,與老百姓一樣,也是靠勞動吃飯!暗摗笔撬麄優槔习傩展ぷ,取之于百姓的報酬。所以,君主不應該肆虐于上以自尊,不應該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舉出大量的歷史上“稱臣下為父母”、“人臣稱人君”、“人臣稱萬歲”的例子,以淡化至高無上的君權,為建立新型的君臣關系提供歷史根據,表現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歷史人物一樣,顧炎武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較濃厚的封建正統意識和狹隘的民族觀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縣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帶有不少宗法色彩。這些在《日知錄》都有所反映。汲取精華、剔除糟粕,是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正確態度。對待《日知錄》,也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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