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集釋

作者: 楊伯峻

  楊伯峻(1909~1992)語言學家。原名楊德崇,湖南省長沙市人。1932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后歷任中學教員、馮玉祥將軍研究室成員、廣東中山大學講師、湖南《民主報》社社長、湖南省政治協商會議秘書處處長、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辦公室主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蘭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華書局編輯、中國語言學會理事等。他在語言文字領域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古漢語語法和虛的研究方面以及古籍的整理和譯注方面。

  在古漢語語法和虛詞研究方面,他著有《中國文法語文通解》(商務印書館,1936年)、《文言語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華書局,1963年)、《文言虛詞》(中華書局,1965年)、《古漢語虛詞》(中華書局,1980年)、《春秋左傳詞典》(合作,中華書局,1985年)等。其中《中國文法語文通解》一書,重點討論了虛詞。全書共12章,把古漢語虛詞與現代漢語虛詞綜合起來進行分類排比,旨在弄清楚虛詞的歷史情況,以便更好地運用現代漢語中的虛詞。書中對每個虛詞說明詞性,分析用法,并配有豐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書中既有上古的語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現代的材料;既包括書面語的材料,也包括口語的實例,開始接觸到漢語語法的歷史研究。該書促進了古代漢語語法研究與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分野,成為當時的代表性作品!段难哉Z法》一書是另外一部古漢語語法著作。共分3編:上編先交代文言語法的含義及編寫該書的目的,然后概述詞法與句法;中編分別講述各種詞類,其中提出了“小品詞”的概念。下編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學語文教學和閱讀古漢語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參考書。在古籍的整理、注釋和譯注方面,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龍門聯合書局,1958年)、《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58年)、《孟子譯注》(中華書局,1960年)、《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等。其中以《論語譯注》一書影響最大,曾被香港、臺灣翻印,日本的兩所大學用做教材。該書譯文明白流暢,注釋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等的考證,結論在集古今學者之大成的基礎上頗多個人新見。這幾本譯注,成為古漢語教學與研究領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財富。

  此外,他還著有《破音考略》(《國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論文。

  書香世家的啟蒙教育

  楊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長沙一個封建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單傳。他是母親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來很瘦弱,卻也是長房長孫,所以祖父母對他愛護備至,生怕像孫子那樣夭折。從小足不出戶,由祖父親自授讀古書。讀完了《詩經》,又是《左傳》,還兼讀呂祖謙的《東萊博議》。在插進小學三年級后,放學回到祖父書房讀《左傳》和《東萊博議》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課,當時雖然能通育,卻不解其中意。直到進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取《春秋左氏傳》加以溫習,才漸漸懂得一些,但離理解還差很遠。這個啟蒙教育階段影響了先生的一生,一為后來專攻《左傳》定了位。

  推翻了章士釗的觀點

  楊伯峻隨叔楊樹達——著名的語言文學家學習,1931年還拜在黃侃先生門下。兩位先輩給了他獨立思考的好習慣,一日得《劉申叔遺書》,其中有關《左傳》的文字相當多。先生讀罷有很多感受:一、“劉師培之為人雖不可取,但《左傳》之熟,讀書之多,卻使我十分羨慕。無怪于章炳麟能捐棄前嫌,要營救他,說是為中國留一讀書種子!倍、章士釗在《文史》發表的關于《黃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與劉申叔相交時不見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習《左傳》有名。申叔的有關《左傳》文字可能是抄襲他父、祖輩以至曾祖的遺稿。當時,楊伯峻正細讀劉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傳舊注疏讓》,又研讀了劉申叔的有關《左傳》文章,推翻了章士釗的觀點。他認為:“劉申叔一則承襲家學,二則天資聰敏過人,所以雖然只活三十六歲,便著作等身,而于《左傳》尤為精熟,能發揮自己的獨見”,于是得出結論:申叔的治《左傳》,超過祖輩、父輩甚至劉文淇,其文章當然不可能是抄襲而來。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章士釗當面直陳其觀點。博覽群書 著書立論

  楊伯峻博覽群書,既讀那些只圖賺錢、絲毫無學術價值的書,如《左傳白話解》,又盡力搜集有關《左傳》的材料,取其精華。

  清朝人對“經書”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傳》除禮記式的書外,都不盡如人意。劉文淇的《舊注疏證》就沒寫完。而《左傳》為春秋史書,在所有“經書”中文學價值最高。先生如是想,于是決心整理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經》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這樣的準備,先生開始在《左傳》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類營養。熟讀《左傳》,大體理解《春秋經》和《左氏傳》的撰寫體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訪求各種版本,諸如阮元作《?庇洝凡扇〉陌姹,楊守敬在日本所見的版本,又得到金澤文庫本。三者互相?,并參考類書與唐宋以前文史哲各類書籍的引文,取條補短,作為定本;又廣閱經史百家之書,《春秋》、《左傳》、《三禮》、《公羊》等書必讀。尤其用《史記》一一和《左傳》相對勘,說明兩者的異同。

  不僅如此,先生又重溫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摘錄可取資料。與歷史從地下所得資料作為“長編”。遺憾的是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來憑記憶稍作補充,刪繁就簡,加上其研究成果寫成初稿。對《春秋左氏傳》這一重要典籍,劉文淇累代傳授《左傳》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傳。然而用功八十年,經歷三四十代,并沒有寫完,反到襄公五年為止,成就經孫冶讓的《國禮正義》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加之《春秋左氏傳》脫字、錯字、衍字不少。楊伯峻先生短期內完工,與他濃厚的文化底蘊是息息相通的。

  在治學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讀書,先擬好一個題目或書名,再盡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資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擬定大綱或章節,一氣呵成。

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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